佛学基本常识,佛教传入我国的辉煌历史

2020-04-13 10:15 佚名

佛典数量浩如烟海,据国内重编大藏经的统计,拟入其中的有2300余卷,规模之大,非其它宗教可比。然而佛典的重要性还不在于它庞大的数量,佛典无可比拟的魅力在于它所包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哲学、文学、历史、科学等诸多方面,其容量之大足以让任何天才学者穷经皓首。了解佛典的有关背景知识,是我们了解佛典乃至佛家文化的基本门径。

释迦牟尼一生游化讲道,在世时并未留下什么明确的文字记录材料。他智慧明利,口才通达,一向随机施教,并没有什么权威的架子,也从未有外道能够挫折佛陀传教的锋芒,原始佛教僧团以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形式团结在佛陀的伟大人格和智慧周围,任何疑问都可以当面得到满意的回复,任何行为都可以受到佛陀慈悲关怀,基本上不会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情况出现变化,不少僧人以为是离开佛的约束,就可以为所欲为,把修道变成某种随心所欲的游戏。外道思想大量地渗入,不少佛教功底不深的僧人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佛教正统教法。这些僧人之间更是以盲引盲,以讹传讹,原先随机设教的道理或者被改头换面成外道理论,或者词句错谬,违背本意,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危及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些年老的比丘主持下,佛教弟子开始了结集的活动,由最有威望的比丘根据自己和众人的记忆把佛生前的说教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佛教典籍的原始形式。

第一次结集,举行于释迦入灭一年之后,也就是雨季安居期间,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召集佛教徒在王舍城集会,确定佛说法的标准记录。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陀背诵了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基本论述,形成了经藏;号称“持律第一”的优婆离背诵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教导,形成了“律藏”。第一次结集大致形成了经和律两大方面的典籍,而“论藏”的产生应该大大地晚于第一次结集。各部佛教一致认定,此次结集的经藏有5个阿含部,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和小阿含。

第二次结集在释迦灭度后百年进行,由于这次结集在戒律的问题上发起论争,进而引发了某些教义理解上的歧异表面化,所以导致了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结集后两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典。

第三次结集大约在佛灭度后200余年,阿育王崇信佛教,支持佛教在印度的广泛传播。但是此时佛教内部的外道成分更加活跃,分歧更大,于是,由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的1000比丘,在华氏城举行了第三次结集,清理伪说,正本清源,整理三藏。从此有了经、律、论三藏的正式概念。

第四次结集大约在第三次结集100年后。关于此次结集说法不一。此次结集主要是确定了论部。

以上四次结集确定的经典应该归入小乘佛教的范畴,但不排除也出现了不少大乘佛教思想。事实上,公元前后,大乘佛典已经大量涌现,只有没有可考的结集记载罢了。

佛教界传说佛经早在秦始皇时就已传入中国,当时有外国沙门一行18人来中国传教,始皇把他们打入监狱,佛教护法金刚破狱救出了沙门,又有人说西汉成帝时刘向检阅藏书,发现了有一些有佛经的古本。这些都是无法考证的事情。学术界一般认为佛经最早传入中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国派了一个使者来中国,名叫伊存。伊存是一个佛教信徒,来中国后,他向汉王朝的博土景卢传授了佛经。这就是口译的《浮屠经》,景卢对之进行了笔录。

浮屠也就是佛陀的别译,经中讲述了释迦佛的一些故事,包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等。这部佛经可能在西晋、东晋之交的战乱中亡佚了。当时中土人士对于外国的佛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有人还附会说佛陀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所变。

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相传东汉明帝夜梦有金人在殿前飞行,第二天向众臣求解。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大臣名叫傅毅,他对汉明帝说,西方有佛,身上放光,且能自由浮空飞行,陛下梦见的可能就是他。汉明帝即遣使臣向西方寻访。使者在大月氏国遇到了高僧摄摩腾,并把他请到中土,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明帝下令将《四十二章经》列入国家藏书,并在洛阳城西雍门修寺供摄摩腾居住。由于摄摩腾等骑白马抵达洛阳,所以就把寺庙取名作“白马寺”。

《四十二章经》包括四十二段佛教精义,主要是说明人世无常,提倡人们尽早修道,证得阿罗汉果,以脱离可怕的生死轮回。经文中对教义的论述相当的生动,比如说执着于欲望的人就好象舔食刀刃上的蜜,不足一餐之美,却会割破自己舌头的祸患;又说修道必须排除外界干扰就好象木头顺河而下,最好不要牵扯堤岸。

中国的译经工作从东汉末拉开序幕,当时著名译师是安世高和支谶,前者译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学说,后者主要译以般若学为重点的大乘佛经。两晋二秦时代是佛经传译的重要时期,著名译师有鸠摩罗什等人,译出了汉地佛教许多重要经典,例如《华严经》、《法华经》,以及许多般若类经典。南北朝时期大乘有宗的经典风靡一时,《大般涅槃经》、《胜鬘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竟相译出,开辟“佛性论”这一新的佛学研究课题,成为南北朝直至隋唐的热门话题。大乘有宗的论著也大量译入,影响了后来唯识学派的建立。

隋唐时期是中国译经的鼎盛时期。主持译经的僧人汉人占有主要的地位。最有成就的当推玄奘和义净等人,两人都曾游学印度,并翻译各自携回的梵文经典。玄奘的译经活动成就最大。他本人通晓五天竺各种方言,于大小乘各派佛教义理通达谙熟,译起经来自然轻车熟路。玄奘十分注重用词的准确和行文优美,他译出的佛经达到了新的水准,所以人们把他译的佛经称新译佛经,以往的归入旧译之列。玄奘译经的内容也很广泛,空有各家,小乘各派均有涉及,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印度佛学的全貌。

自隋代起出现了专门的国立译场。唐代李世民于贞观三年 (629)开始组建译场,设在大兴善寺,历朝沿制。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国后,受到极高的礼遇,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奉诏译经,这些都是国立的译场。

译场的分工也日趋细密完善。译场设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吹、监护大使。译经时译主坐在译场中间正面,口宣梵语。证义坐左面,与译主评量梵文。证文坐右边,检查译主宣读是否有误。书字与笔受负责记录。缀文调理文词,使译文符合中文习惯。参译校对汉梵两文,使之准确无误,刊定负责诠定,删繁就简。润文负责润色词句。梵唱将经文以念经的声调唱出,验证译文是否唱读俱佳。最后还有朝廷特派的监护大使,负责监护译场大小事务。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结论,中国古代的译经事业是十分博大严谨的合作劳动,因此就保证了汉文佛经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