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这轮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协调与合作”

2020-04-09 09:46 佚名

疫情防控,中国已进入第二季,防范输入性风险。4月2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例,其中29例为境外输入病例。这让输入性疫情防控的风险陡然加大,中国各主要口岸都感受到了来自境外的压力。

输入性风险会否导致中国出现第二次疫情暴发,让各方担忧。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又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和代价。不管您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投资者,甚至是普通消费者,您都在关心着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走势,也在关心着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复工复产,还关心着是否已有投资机会。

近期,《国际金融报》记者就种种问题,分别问计于专家学者。本期独家专访的学者是,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

《国际金融报》:去岁今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您如何判断这次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钱军:在今年1月底2月初时,我和我们学院科研团队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快将于3月底基本得到控制。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经济开始恢复,下半年会有较快增长。综上所述,疫情对中国全年GDP的影响有限,应该小于1%。

快进到3月下旬,虽然我们对国内疫情防控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最近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有不同程度且较严重的暴发。结合中国防控疫情的经验,这些国家要基本控制住疫情可能需要花费比中国更长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欧美国家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摆,且停摆时间可能比中国更长。

目前,疫情对于欧美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损失还在估算中,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防控所需的时间越长,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打击越大。全球经济今年大幅放缓已成定局,是否会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主要取决于中国和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欧美国家能否在夏季基本防控疫情,让经济开始恢复。

钱军:欧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摆,他们错过了疫情防控最好的窗口期;在这方面,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表现得较好。现在,欧美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只能通过全面隔离来防控疫情,这对经济的打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巨大波动,以很多指标来看,欧美的金融危机已到来。除了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外,一些已有的状况导致危机的爆发更猛烈,比如欧洲经济在疫情出现前已出现增长乏力,意大利银行体系风险较高;疫情暴发前美国部分企业(比如能源行业)杠杆较高,股市整体估值偏高等。一旦有冲击,特别是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恐慌。

经济学家们已意识到,疫情防控需要全球合作,避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也需要全球合作,包括全球央行、政府之间信息的互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等。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国采取的极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溢出效应。目前,沟通机制开始恢复,但协调机制还远远不够,这也是导致市场恐慌的原因。

“中国必须防范输入性病例导致的二次疫情暴发;摆脱这轮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协调与合作”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您觉得这次席卷全球的股市暴跌,是一次金融危机吗?

钱军:对中国而言,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恢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全球疫情的暴发无疑是第二波冲击,即欧美国家经济停滞所造成的全球总需求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大幅下降。如果欧美国家可以在今年夏天控制疫情发展,那么,第四季度全球的总需求可能会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中国必须防范输入性的病例导致的第二次疫情暴发,因为哪怕是局部性的暴发也会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恢复不会像之前判断的那么迅速和顺利。在欧美国家疫情暴发前,我们曾预测,只要中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世界各国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播,那么,全球经济增长不会受太大影响;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上半场,世界下半场,并且下半场的时间可能远超上半场。这将给中国经济的恢复造成不小压力,更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我们注意到一些欧美国家已暴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虽然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相对较稳定,但是金融体系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操作的,危机有传导性,势必会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泡沫触发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那么,这一次疫情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由外生冲击造成的,它的起因和机理也与上次危机不同,故不能通过传统的办法摆脱危机;关键是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是在疫情防控方面,在经济复苏、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方面也是如此。

《国际金融报》:不少媒体和专家都在猜测,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这一放缓会是趋势线的吗?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会经历一个V型反转,继续强劲运行,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钱军:这个问题其实是问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反转,怎么反转。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按照之前我们的评估,假设世界范围内疫情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发,那么,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遭受重创后,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会逐步恢复,第四季度会出现高速增长;但现实情况是,疫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暴发,那么,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的恢复期会比之前估计的慢很多,不会出现V字型反弹,因为全球的总需求大幅下降,供应链和产业链出现新的断裂,贸易需求大打折扣,贸易渠道也不通畅。

现在的关键是欧美主要经济体什么时候可以基本控制疫情。如果在今年夏天(比如6月底)能基本控制,那么,全球经济可能在第三季度进入恢复期,第四季度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中,美国经济的情况要比欧洲稍好一些,因此恢复的速度可能要快于欧洲。如果欧美的疫情在第三季度末都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当然,一旦全球疫情得到控制,V字型增长一定会出现,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只不过出现V字型增长的时间会推迟;前文提到中国经济超过趋势的增长可能会出现在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反转可能出现在明年第一、二季度。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看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亚洲国家,尤其是日韩和东南亚国家;即便今年发生世界经济衰退,明年大概率会看到高于趋势的增长率。

《国际金融报》:目前各地都在忙着复工复产。您觉得该如何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寻求平衡?

钱军:毋庸置疑,现在是复工复产的关键期。一方面,复工复产越快、越全面对中国经济恢复很重要。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中国做好了,世界也就会更快变好;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尽快恢复供应链和贸易体系的恢复,继续保持进口的需求,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避免陷入经济衰退。

需要强调的是,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不能因防控输入型案例不利而导致二次暴发。

钱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是全面、有序地复工复产。我们注意到,不少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较大,在产业链整体恢复运营之前很难快速恢复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中小企业,比如,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进行扶持,并协调保障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畅通。

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和供应链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体系。在欧美主要经济体尚处于停摆之中的这段时间窗口,我们要尽快恢复,保障亚洲贸易渠道和贸易体系的畅通,搭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区性经贸合作框架:以中国为核心,包括同样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个亚洲经贸合作圈既可以为全球防控疫情做出贡献(比如,开足马力生产基本的医疗救助产品),同时这个合作圈恢复经济也可以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首席代表罗世礼曾担忧,中国经济会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向影响。您觉得中国怎么做才是合适的?

钱军:所谓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向影响,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冲击,即欧美国家由于疫情暴发出现经济停摆,导致需求急速下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贸;其次,中国在“补链”,欧美和除了亚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在“掉链”,这是对中国贸易和供应链的又一次冲击;再者,在金融体系方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不可能完全与世界隔离,不可避免地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波及。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如上所述,一方面,做好国内的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尽可能恢复贸易和供应链,短期内,为欧美国家和全球生产防控疫情的物资;同时,加强恢复亚洲经贸圈的联系,进一步降低、消除贸易壁垒,以亚洲经济的复苏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全球经济衰退和危机。

比较微妙的是中美关系。中国应该也一直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不仅在防控疫情方面,也在经贸合作方面,但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不单单取决于中国,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全球产业链会受到哪些影响?我们应该担心产业因疫情而向国外转移吗?我们又该做哪些工作防止出现类似情况?

钱军:基于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且防控形势不确定,确实可能会对明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一些结构性变化;而中国作为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的主要经济体,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稳固并加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上半场中国疫情暴发期间,我们主动停摆了经济,当时一些欧美国家考虑的是,不能太依赖中国制造,需要在国际产业链上做一些备份,确实也有一些企业这么做了,试图把工厂从国内转移到东南亚。后来发现,这种移动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的发达地区(比如沿海城市),劳动力成本确实不低,但劳动力的生产率仍然很高。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比如物流和金融体系,以及营商环境,相较于东南亚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而言,中国还是有现阶段不可替代的优势。此次疫情暴发的过程给了我们机会,主动修复之前断链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加强营商环境,从而保护和维护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些成熟产业的(部分)转移是大势所趋。短期内,我们能够维护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很重要;但从中长期看,一些产业的(至少是部分的)转移不可避免,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国家决定与中国“脱钩”。因此,我们应该同时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服务。比如,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基建,包括5G、数字科技、医疗卫生体系等。

“新基建可以做,应加入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短期内极大规模的信贷刺激可能会有后遗症,需警惕”

《国际金融报》:3月9日,上海发布26条金融举措支持复工复产复市,将支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优质科创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支持防灾抗疫,您认为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钱军:这些金融政策对支持实体经济、防灾抗疫起到积极作用。金融体系短期内要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输血”,比如,银行主动延长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且利息不增加,短期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但只要这个过程不太长,银行体系风险是可控的;保险业应大力推广包括“生产中断险”在内的新产品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应对风险。

从中长期看,国内金融体系的短板比较明显,直接融资渠道少,比如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要大力发展,做大做强。其中,股权融资最大的改革就是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我们注意到,已有一些很好的医疗和科技企业,在没有稳定现金流的情况下可以上市,如果发展得好,通过上市融资、再融资可以加速成长;股市要做的事情是继续推广注册制,让更多这类企业在境内上市,这不仅能促进这些行业快速发展,也能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包括VC和PE,更愿意投资中国的科创企业和初创公司。

在债券融资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比较成熟,要发展未上市的企业和上市的中小企业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的市场。

《国际金融报》:目前正在兴起“新基建”。据统计,仅长三角三省一市公布的用于基建或其他发展的资金就达17万亿元。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会担心出现“4万亿”那样的后果吗?

钱军:除了传统的“铁公基”,这一轮的新基建应该要加入数字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比如,5G技术和发展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需要的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可以通过这一轮的投资加快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的大国,包括线上办公、线上经济活动需要支撑的体系。

第二个基建是医疗体系,现在中国的治疗医疗体系比较强,但公共卫生,也就是防御型的设施和人员相对较弱。目前,中国医疗体系支出占GDP的6.4%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10%以上。这说明我们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应该是新基建的主要核心之一。

《国际金融报》:近期美联储大幅度降息,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降息策略又是否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适合采取的?

钱军: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相比之下救助实体经济财政政策更有效。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较低,利率水平也远高于0,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远远大于欧美国家,工具也更多。因此,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更小,恢复的时间更快。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政策“子弹箱”基本上已用尽。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轮基建怎么去融资,借鉴2008年-2009年的经验,当时4万亿“刺激”,主要是靠新增银行贷款,但短期内极大规模的信贷刺激可能会有后遗症,需警惕。

“我们要主动修复之前断链造成的损失,也要做好产业升级准备,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服务”

《国际金融报》:哪些行业接下来更有投资价值?您怎么看待今年全球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向?

钱军:关于投资,从短期看,中国股市的估值比较合理,会有波动,但是基本顶住了欧美市场暴跌、巨大波动的冲击。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美国股市,最近一个多月股市下跌逾30%。三周前,我们做了两种判断,一是美国标普股指跌至2400点左右,震荡然后会出现反弹;二是2400点只是半场,之后会持续大跌,直到跌破2000点后再触底反弹。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政策的出台不顺利。我们认为,一旦美国标普股指跌破2000点,将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毕竟在美国股市里有很多优质的科技公司,包括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都是非常值得投资的。